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重大的事件,也是一次民族之殇,它宛若无法痊愈的伤口、挥之不去的噩梦、无法跨越的鸿沟,使之后的近代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无法从这场战争的硝烟中走出,但同时,它也是中国近代民族觉醒进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很幸运地在图书馆找到了这本推荐书目——戚其章先生所著的《甲午战争史》,这本书成书于1990年,再版于甲午战争120周年的2014年,至今已有一些年头,但这本书传递出的文字和思想却值得我们长久地铭记。依据少量的资料,这本书的作者戚其章先生生前任甲午战争研究中心主任,毕生致力于甲午战争史和中国近代史研究,很多著作都与甲午战争有着密切的联系,如《北洋舰队》、《甲午战争与近代社会》等。
关于这本书的内容就不再赘述,这本书从东学党起义,日军大举入朝,一直写到《马关条约》的签订和反割台武装斗争,用了很多详实的史料、图表、照片向我们展示了一段真实的历史。其中,我着重阅读了战争前期的平壤之战和黄海海战,也就是陆海决战中相对具有代表性的事件,以及日军扩大侵略战争之后的辽东战役。
通过阅读这些章节,我主要是想解决一个自己的疑问,那就是,中国为什么输掉了这场战争?
首先,大清帝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是制度的失败。在甲午战争之前,中国刚刚进行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引进了西方的坚船利炮,巩固国防,却还是输得一塌糊涂,这让我感到疑惑,难道是我们引进的设备不够强大?
课堂上老师说,一个民族要崛起,需要改变的是三个方面:第一是思想的改变,第二是政治制度的改变,第三才是器物的改变。我认为洋务运动实际上就是把这个次序颠倒了,表面上直接一步到位,走了捷径,但实际上行不通的。而日本恰恰相反,他们从明治维新开始,就是按照这个顺序走的,所以后来便成功了。
这场战争的结果也可以从德国“铁血宰相”脾斯麦的一句话中窥得一二——“日本人到欧洲来的人讨论学术,讲究政治原理,谋回国做根本的改造;而中国人只问某厂的船跑造得如何,价值如何,买回去就算了。”读到这里,我十分痛心,那时清朝有句口号叫做“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采用西方资本主义的机器生产,改善生产力,却根本不想去触动封建的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思想状态还停留在灿烂一时的传统文明中,不可谓不使人痛心。
而对器物的拿来主义也直接导致了多场战役的失败。就拿典型的黄海海战来说,我们并非是没有机会,在海战第三阶段双方出现相持局面时,定远镇远二舰仍然可以“化被动为主动,使日本舰队不敢久抗而南遁”。然而,军械不知更新、船懈单纯依赖进口、弹药质量太差,一些配件甚至也要从国外引进,当配炮因零件损坏而不能使用时,也没有足够的配件补充,这些问题终究成了削弱中国舰队力量的根本原因。
其次,甲午战争之败还是文化之败。正如前面所说,当时的中国需要的是一场根本上的思想的变革,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评价彼得大帝的改革那样,“大胡子剃掉了,德式西服穿上了,但是留大胡子、穿旧式服装的那些思想却留下了”。
晚清时期,好多中国人思想麻木,对国家、民族的意识淡薄,精神状态极差。从平壤之战,到鸭绿江防全线崩溃,再到辽东半岛,日军没有一次有十足的胜算,但清军却总也“守不住该守住的城池,攻不下该攻下的阵地”。以至于到后来的旅顺大屠杀,中国百姓几乎未有过抵抗,“绝大多数神情麻木,如宰羔羊”,令人痛心。
当然,清军也并非一无是处,书中不乏清军英勇杀敌的描述。陆上战争的失败,还有很大一部分是指挥的原因——清政府没有一个统一的指挥,意见也各不相同,导致阵地人心不定。平壤之战,清军固守城池,以逸待劳,对阵粮食匮乏的日军,但是时任诸军总统的叶志超却缺乏抗敌的决心,他的失败主义也导致了清军的平壤溃退,把苦心经营的重镇平壤拱手让人。大连湾的弃守、旅顺口的陷落,皆是如此,李鸿章的犹豫不定,带兵将领的贪生怕死,让日军不怎么费力便拿下了经营多年的大连湾和号称“东洋第一坚垒”的旅顺口。
我认为,日军进行甲午战争还是带有很大程度军事冒险性质的,虽然这场战争是日本大陆政策、对外扩张的反映,是有其必然性的,但日本却也没有十足的胜算,一个区区岛国,以“国运相赌”,如果中国方面能采取正确对策,很可能战争的结局就并不是这样。
所以,每每想到这里,我都很痛心。如果平壤之战胜利了,是不是就不会有之后的辽东战役和旅顺大屠杀?如果黄海海战中方及时发现对方的包抄舰队而改变策略的话,是不是就不会输得这么惨?如果没有这场战争,近代的中国又会是什么样呢?
这些设想的答案,谁也无从知晓。时光荏苒,逝波难再,任何历史事件都有其必然性,也有其随机性,我们能做的,就是以史为鉴,认真反思。
愿中华民族永远繁荣昌盛。